作者:Quantis因子工作室
题图:Quantis因子工作室微信公众号
过去几十年,资产配置领域诞生了大量看起来非常漂亮的策略:60/40、风险平价、全天候、股债平衡、目标波动、多资产风险预算……如果把它们放进1980年代以来的数据里回测,往往都能得到一个相当舒服的结果:收益不低,波动下降,最大回撤收敛,而且每当股票市场发生危机,债券往往还能站出来提供对冲。
久而久之,我们很容易形成一种印象:只要在组合里加入足够多的债券,就能够显著改善收益风险比。
问题在于,这些策略背后可能偷偷享受了一个极其特殊、而且很难重复的宏观红利——从1980年代初开始、持续近40年的美国长期国债超级牛市。
先看一组非常简单的数据。
如果从1928年开始,以1元净值投资10年期美国国债,并持续滚动持有、票息再投资,到2025年底,净值大约增长到77倍左右,对应长期年化收益约4.5%。
乍看之下,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长期资产。但如果把这近100年拆开来看,结果就完全不同。
1928年至1981年,10年期美债累计净值大约只从1增长到4.8左右,50多年复合年化收益只有约3%。而从1981年至2020年,美债净值却从大约4.8一路上涨到接近89,接近40年的年化收益超过7%。
两段时期,同样叫“10年期美国国债”,投资体验却截然不同。
原因并不神秘。
1980年代初,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处于两位数水平。随后40年,美国进入了长期通胀回落、利率中枢下降的时代。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十几个百分点一路下降到2020年前后的极低水平。
对于债券投资者来说,这意味着他们同时赚到了两笔钱:
第一笔,是票息。
第二笔,是利率持续下降带来的资本利得。
而且第二笔钱持续了近40年。
这正是理解过去几十年资产配置历史表现的关键。
很多投资者会把债券理解为“低收益、低波动资产”,其实并不准确。
债券的收益大致可以理解为:
债券收益 ≈ Carry + Roll-down + 利率变化带来的资本利得
如果利率长期稳定,那么债券收益主要来自票息和期限结构上的滚降收益。但如果利率从15%长期下降到2%,事情就完全不同了。因为债券价格与利率方向相反,利率下降会带来持续的价格上涨。久期越长,这种资本利得越明显。
这意味着,1981年以后,美债并不仅仅是一项“低风险资产”,它事实上还是一笔持续几十年的“做多久期”交易。
而这笔交易恰好极其成功。
问题在于,我们后来把这段成功经历写进了大量资产配置模型里,又逐渐忘记了它实际上依赖一个非常特殊的宏观背景。
这会造成一种非常典型的回测错觉:
我们以为自己赚的是“资产配置的钱”,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可能赚的是“利率下降的钱”。
比如一个典型的60/40组合。
股票负责提供长期风险溢价,债券负责降低波动。当股票发生危机时,经济往往走弱,央行降息,债券价格上涨,于是组合自然获得对冲。
从1980年代以后看,这套逻辑非常漂亮。
1987年股灾、2000年互联网泡沫、2008年金融危机,乃至2020年疫情冲击,都强化了投资者对这一机制的信仰:股票跌的时候,债券往往会涨。
于是债券不仅有Carry,还能提供危机Alpha。问题是,这并不是债券天然拥有的属性。
它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:在通胀可控、经济下行导致降息的宏观环境中,长期国债经常能够对冲股票风险。
一旦危机本身来自通胀,情况可能完全不同。
2022年就是最典型的案例。美国通胀快速上升,美联储大幅加息,股票和债券同时下跌。10年期美债出现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大幅年度亏损。
这一年突然让很多投资者意识到:股票和债券并不是天然负相关,股债相关性本身也是宏观变量。
风险平价和全天候策略受到的影响甚至更加明显。
风险平价的基本思想,是不按照资金金额,而按照风险贡献配置资产。
由于债券历史波动率远低于股票,因此在风险平价组合中,债券往往需要配置更高权重,甚至使用一定杠杆,才能使债券与股票贡献相近的风险。
如果债券长期同时具备三个特征:
正Carry;
较低波动;
危机时期价格上涨;
那么加杠杆持有债券就是一笔非常漂亮的交易。这也是为什么1980年代以后,风险平价类组合能够得到相当优秀的历史结果。
但这里其实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:债券不能进入持续的大熊市。
如果长期利率从15%降到2%,杠杆债券会极大提升组合的风险调整后收益。
但如果长期利率从2%上升到5%,久期带来的资本损失就会反过来伤害组合。
换句话说,风险平价没有错。真正值得警惕的是:我们是否把某一段利率超级周期中的资产表现,当成了资产本身永恒不变的统计属性。
这也是资产配置研究里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种样本偏差。
很多我们今天熟悉的资产配置回测,起点大约在1970年代、1980年代或者1990年代。
原因很简单:这些时期以后,股票、债券、商品、黄金等资产的数据更加完整。
但从宏观角度看,这恰好又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样本。
1980年代以后,美国经历了:
通胀长期下降;
政策利率中枢下降;
长期国债收益率下降;
全球化;
中国加入全球制造体系;
央行逐渐建立通胀目标制;
2008年以后量化宽松进一步压低长期利率。
这是一整套有利于名义债券的宏观环境。
因此,如果你的回测从1985年开始,实际上相当于默认了:
债券收益率长期下降。
如果从1990年开始,这个问题仍然存在。
如果从2000年开始,甚至更严重。
因为你看到的几乎整个债券历史,都是牛市。
这会进一步导致一个非常危险的模型错觉:优化器会把历史上成功的宏观环境,自动解释成未来可以复制的资产规律。
比如做均值方差优化时,如果过去30年债券表现为:
年化收益5%;
波动6%;
与股票低相关甚至负相关;
优化器当然会非常喜欢债券。
从数学上看完全没有问题。
但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:
这是单纯看协方差矩阵看不出来的。
历史数据只能告诉你“发生过什么”,却不会告诉你“为什么发生”。
而如果不知道为什么发生,就很容易把一个特定时代的宏观Beta误认为永久Alpha。
这并不意味着60/40、风险平价或者全天候已经失效。
相反,真正成熟的理解应该是:
这些框架仍然成立,但不能机械地使用过去40年的统计参数。
资产配置真正需要解决的,从来不是“股票配多少、债券配多少”这么简单,而是不同宏观环境下,什么资产能够承担什么功能。
在增长下行、通胀下降的环境中,长债可能是非常优秀的防御资产。
在通胀上升的环境中,商品、黄金、通胀保值债券甚至趋势策略可能更加重要。
在利率高位震荡的环境中,债券的Carry可能重新具备吸引力,但依赖久期上涨的资本利得则需要更加谨慎。
因此,真正稳健的资产配置,不应该押注某一种资产永远具有某一种特性。
它应该押注的是:
不同宏观环境总会轮流出现,而组合能够在不同环境中找到不同的收益来源。
从这个角度看,过去40年的债券牛市其实给资产配置行业留下了一份非常昂贵的遗产。
它让整整一代投资者习惯了一个异常舒服的世界:
股票长期上涨;
债券也长期上涨;
股票暴跌时债券还能上涨。
这几乎是资产配置最理想的环境。
也正因为这个环境持续得太久,很多人逐渐把它当成了常识。
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100年,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得多。
历史真正告诉我们的不是:“债券一定能够降低组合风险。”而是:任何资产的统计特征,背后都有宏观条件。
当宏观条件发生改变,收益、波动率、相关性、回撤,全部都可能一起改变。
因此,做资产配置回测时,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并不是:过去30年这个组合的Sharpe是多少?
而应该多问一句:这个漂亮的Sharpe,到底来自资产配置本身,还是刚好站在了一轮持续40年的超级债券牛市上?
很多时候,答案可能比我们愿意承认的,更接近后者。
数据说明:文中关于1928—2025年10年期美国国债长期总回报的统计,采用恒定期限、包含票息及价格变化的年度总回报口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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